今日头条新闻“香港电影以肉身撑起，然而我们只是庸才”最新消息

编者按：杜琪峰最近给香港的周刊杂志做了一个长达6小时的专访，说了一些此前很少表达过的心态。 为何要做科技电影，因为几十年看香港电影只会用尽身体拼烂命一条，以及感慨胡金铨晚年困难，“我看见那么优秀的人晚景如此，我很警惕，我们这样的人不可以老了变穷，连生活都要求人好悲哀，我不想走所谓艺术家最后那条路。”

我和岑建勋在铜锣湾一间私房菜等待杜琪峯。那地方他常去，可以吸烟。等了一阵，他来了。岑生介绍我，我说：“昨晚才知道今天要采访您，准备得不好。”

杜生说：“做记者随时都要行，你专业的嘛。”

岑生望向我：“是我点你名，正好你又肯。”

杜生笑着看他：“你叫到怎会不肯。”

我说：“我入行浅，等下如果说错话，请您见谅。”

杜生说：“没事，你尽管问，我答得怎样那是我的问题。”

只三句话，杜生令我明白，毋须再解释自己的不济。

生于香港通州街楼梯底，从小在九龙城寨长大的杜琪峯，17岁中三肄业，进无线电视打杂，19岁被钟景辉免试塞进第四期演员训练班。

“第一堂King Sir教，好有启发性。首先写个『Why』字：当你每做一个表演，你要知道为什么手要挥出去，为什么眼睛不眨地看人，这些很细微的东西，积累起来就是演绎。”

当时他不甚理解。后来入行，时间长了便发现，许多人根本不动脑筋，演戏只是有样学样。“旧时粤语片最明显——『咦！』”他伸脖瞪眼学那夸张的动作。“你看东西会不会『咦』的一下呀？生活中不是那样的，我要自然感。你是什么人就会作什么反应，一切由性格决定。”

“可你一早入行，大部分时间在片场，自己没有生活，怎知道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？”

“我有，从这组调去那组做事，后来去TVB，那都是生活。不过真要说生活体验，其实大多来自电影。电影是一个舞台，那一阵流行什么，就会有许多片子呈现，而电影里的歌、演员的衣服，又会引导潮流，成为流行趋势。”

那是他成长的时代，在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之前，电影先做了他的眼睛。现实生活是谋生，生活的感觉由电影告知。

为什么现在要做科技电影？

“西方从物理科学创作，我们只是庸才，用尽身体去做事”

他是红裤子（基层）出身，崇尚实践，必须用辛勤劳动换取点滴真知。入行师从王天林，他一直以为做电影是为了生活。直到遇见钟志文，他蓦然发现，电影是梦。

“『火鸡』（钟志文）的第二部戏我做他的副导演，他是一个好老师，脾气真坏，人是真有本事，幸亏我跟得了他。是他教我用anamorphic镜头（变形镜），是他令我见识什么是motion picture（电影）。我以前学的那都是drama（戏剧），摄影机的力量是『火鸡』告诉我的，他说：『只有摄影机才能代表导演。』”

有一场戏，钟志文做导演，杜琪峯负责搞爆炸，他见钟志文整整一天在那儿挖地，只为铺设一条轨道。等到快天黑，导演还不开机，杜琪峯心里着急，因为私底下他还有另一个片场要去。

这时，只听导演一声令下，摄影机一路推过去——“哇！他竟能预见到所有画面，这里炸那里炸，我简直追不上他。电影就是电影，是梦呀！在那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，翻天覆地。”

因为“火鸡钟”，从此在杜琪峯眼中，摄影的真谛是《投奔怒海》：只凭太阳光和摄影师，就能将眼前一切，由现实带入梦境。

他提到钟志文不喜欢徐克，是因为《第一类型危险》里的那只猫（注.《第一类型危险》中有一个暴力镜头是林珍奇饰演的少女把猫扔下被铁栏杆刺穿）。“是不是非要去到那个地步呢？”过了许多年，作为该片摄影师的钟志文依然不能释怀。

杜琪峯说：“那时我们行事很刺激，对这些挑战甚至有些崇拜，到后来会想：『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』”

然而，处在1970、80年代的氛围中，人人都很疯狂：导演是神，行业在拼命，拼的是烂命一条。“『那谁，18楼跳下来，多少钱？』谁够胆就谁跳，4盒纸皮箱、6盒纸皮箱——加到你8盒，跳吧。”

杜琪峯与恩师王天林感情深厚，他说王天林就是半个老爸

他记得跟随钟志文去韩国拍摄《陆小凤》，高岗要从80多呎的高处跳下来，可是全汉城的纸皮箱找来也只有二三层。怎么办？于是全部人扯紧一张帆布等在下面。结果眼看他老兄从上面跳下来，只听见山谷里“啊”的惨叫一声。原来帆布跳穿了，高岗从地上弹起，跌进山谷。那地方在三八线附近，好在没跌到去北韩。高岗爬上来时，满脸是血，口中骂骂咧咧，自己也吓到了，赶紧送去医院。

“摄影师是『火鸡』，他远远站在那边，叉着手：『唉，胶片卡住了，再拍100帧，引擎又他妈卡住了』那一刻真想哭。”

那年月杜琪峯自己也一样是“无知者无畏”，拍《阿郎的故事》周润发没摔成瘫痪，拍《十万火急》有惊无险，全靠老天保佑。“如果出事，就是终生遗憾。”他顿一顿，自言自语：“我们赔上了什么？可香港电影就是这样走过来，这样在世界电影中立足。西方不会的，人家从物理，从科学上想，我们不懂，我们只是庸才，只晓得用尽身体去做事。所以我总觉得电影发展要靠科技发展，像我们那种挑战极限是没有用的。”

胡金铨走得太前 观众跟不上

“如果你建立的东西能影响后来人，那便是轮回”

他的电影充斥“宿命论”，要死的总会死，要发财的终会发财。看他在片场也会上香，开机之前一定要拜拜神。

我问：“你算过命吗？相信轮回、天堂地狱那些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信，我是无神论者。如果仅凭一支死人签，或者哪个庙祝的两句话，这样就能决定我的一生，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？还有破地狱，神经病！我10几年前做《黑社会》就知道『不倒霉不会拜神的』。谁会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？由头到尾都是你——你的恐惧来自你，你的崇拜来自你，你的一切来自你。所以，唯一的世界就是当下。”他相信的是另一种轮回：“轮回的是思想，如果你建立的东西能影响后来人，那便是轮回。”

杜琪峯赞前辈胡金铨的电影给无数后辈带来启发

他记得在戏院看《卧虎藏龙》，看到杨紫琼和章子怡在屋顶上追逐的那场戏，顿时想起胡金铨。当年那场徐枫和吴明才在树林中追打的戏，他没看懂：“打打打，追追追，只有个鼓和人在追，什么方向都看不清。”

那一刻，他坐在戏院里，对眼前的李安、远去的胡金铨肃然起敬，心中满是激动：“李安导演，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！导演当年做不到，因为没钱，你今日有钱，真的拍出胡金铨导演当时的思维，这追逐，这鼓声！”

在杜琪峯的世界里，历史就是这样得以延续：后来人看到前辈大师的戏，获得启发，上身成为自己，继而在自己的作品里，敲响呼唤的钟声。

他说：“胡金铨导演当年在欧洲谁不知道？中华文化是他发展的，《忠烈图》、《龙门客栈》，你看他那个美术！只可惜观众的欣赏水平跟不上。他最后那两部戏，《山中传奇》和《空山灵雨》，我当年都看不懂，等过了10年、20年再看，才看出门道来：『吊，你都不懂拍片，当然看不懂咯！』”

不惑之年来临前 周星驰令他"梦醒"

感叹胡金铨晚景困难：“我不想走所谓『艺术家最后那条路』”

杜琪峯谈周星驰

杜琪峰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导演，一直在懵懂中摸索，快40岁还在考虑转行：“1994年，我去做了一年唱片，那时电影业不景气，而且我做得无瘾，心想：39岁，还有时间转行。”他们那一代导演，由电影工业入行，埋头苦干多年，才终于学到一点真本事，驾轻就熟的是商业电影的套路：计算、调度、桥段、合成、执行。但他天生是一个性情中人，自我在导演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，又有了审美的经验，使他朦胧地感到不满足。

正在这时，他遇到周星驰。彷佛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脸上，他骤然清醒，断了对商业电影的依恋：“星仔对我影响很大，他令我有了答案：如果是因为你我这导演才存在，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？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改变，不愿意再走以前那条路。”

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，杜琪峯创办了“银河映像”，与韦家辉结盟，在理想的道路上一路狂飙，做成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。他记得那时在邵氏，舒琪看完《无味神探》，看出他的戏路在变。舒琪对他说：“看一部戏，不是看它是否商业片，而是要关注导演和整一部戏的视角。”他听了记在心里，往后的作品愈来愈有自省意识。

结果，是创作的路愈走愈宽，公司的路却愈走愈窄，没过几年，穷到连交租都困难。他怕穷。

他不是一个贪财的人，可是怕穷。正如他怀念胡金铨，最感慨的不是他的艺术，而是他的晚年。他惋惜当年无人介绍他和胡生认识，无法帮助胡生的困难。他曾经带老年的张彻导演去邵氏，邵氏从此每月支薪给张彻，作为顾问费。

他说：“我看见这些那么优秀的人晚景如此，我很警惕。我们这样的人，不可以老了的时候变穷，因为你一穷就要求人，连生活都要求人我觉得好悲哀，我不想走所谓『艺术家最后那条路』，可能正因为此，使我没有勇气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可是我不要求人，我要坚持我所做过的事，我不要到老来求你给我两块钱。”

从此，他一直在创作和市场之间找平衡。熟悉他的电影的人，都看得出他用力在哪里，有人总结：杜琪峯一年拍三部戏，一部对得起老板，一部对得起观众，一部对得起自己。经历香港电影这20几年的衰落，他对时代有了更敏感的触觉。

20年来哪里都没去 守在银河 努力拍戏

“我在电影界不是钦点的，我是选民选出来的”

那些年，何冠昌邀请他去嘉禾，他没有去。他说：“他们那班人想要做另一个邵氏，讲得那么伟大我都听不懂。他们成天说，李小龙、许冠文都是他们创造出来。他们曾经确很注重培养新一代，可到了后来，你让三毛（洪金宝）走，让成龙走——喂，电影是梦来的呀！”

方逸华请他回邵氏影城，他也没有去。他说：“阿姐想要做全亚洲最好的影城，录音室、片场……什么都要最好。开始说2亿，最后花了10几亿——如果当时拿10亿出来发展电影，随便给人几百万拍戏，已经好得不得了。阿姐，你看不到时代呀，你心里面有个梦那是阿Sir的梦，你希望阿Sir给你的东西留在邵氏影城，但我们觉得不是那个影城，是作品才最重要。”

《文雀》里满是杜琪峰对香港的爱

杜琪峯哪里都没有去，带着“银河映像”的一班手足，守在香港拍戏。拍《文雀》的时候，天星码头要拆，他心痛得不行：“是不是非拆不可呢？”于是他在电影中临时给任达华加了一场戏，用他自己的办法表明心迹，向老香港示爱。

他去大学给电影系的学生演讲，总是遇到学生问他怎样入行。他是个直肚肠的人，口里说“你自己想办法”，心里面其实十分过意不去，因为自己“帮不到他们入行”。

后面的事情众人皆知，他索性一头走进艺发局，搞起了“鲜浪潮”。他说：“我们那年代是工业给机会，现在工业没有了，政府一早就应该扶助。艺术团体很难生存。艺发局设计的那种制度，只想控制人，又要你这样又要你那样，只会埋没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——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艺术了。”

他搞“鲜浪潮”，对资助的项目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努力。他要从作品中看见你拿了钱不是在混，所以设一个评奖。他说：“艺术家不是这样培训，可你总要给人一个机会。”他做了整整9年艺发局辖下电影及媒体艺术组主席。

“是什么令你有信心与官方周旋？”

“因为我觉得不难。我在电影界不是钦点的，我是选民选出来的，真能代表电影界。”

参与合拍片为证自己不是懦夫 却从没爽过

“时代只容许你喜欢钱，我输在不熟悉大陆文化”

2010年，杜琪峯终于上大陆拍合拍片。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，坊间说他是“最后一个上大陆拍戏的香港导演”。他说：“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戏，但是我要上去尝试一下，我要证明我不是一个懦夫。”

他在大陆拍戏完全没有爽过：“你出一万个力不是在创作上，而是在别的事情上。”这令他很郁闷，因为“如果不是你所追求的东西，一切都不是积极的。”

《毒战》已经算是杜琪峰北上拍的相对“舒服”的一部戏了

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拍出了一部香港导演未曾做过，而大陆观众未曾见过的警匪片：《毒战》。在那部戏中，警察为了破案不择手段，而且最后都死了，论数量死得比坏人还多。这在半个多世纪的大陆警匪片中是无法想象的。

最可贵的是《毒战》没有合拍片常见的那股“怪”味。讲广东话的讲广东话，讲普通话的讲普通话，从语言到情节到社会背景，真正融合在一个故事里，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。既符合人性，也符合社会背景设定。

“他们说，别这么拍，不可能的，可是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怎会不可能呢？一个好警察也会犯罪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？想出来的故事如果有什么不同，这就是香港。”杜琪峯说。

但这一次讲故事的成功似乎再也无法复制，打“擦边球”要有天时地利人和，何况《毒战》的票房也没很好。香港人觉得是大陆片：故事发生在大陆，有那么多大陆人出演，坏人居然全是香港人。大陆人不觉得是大陆片：好人怎么可以全死光了呢？

杜琪峯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。

他从前面对的矛盾，无非老板、观众和自己。他拍商业电影出身，后来有了作者意识，在兼顾不了市场的时候，就“两条腿走路”，自己勤快一点，一边拍赚钱的电影，一边拍赔钱货。他不介意用不会演戏的演员，他总喜欢用会演戏的绿叶。他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导演，而且人缘好，遇到困难总能想办法克服。

可现在这个局面，一切都被政治立场凌驾——观众、老板、工作人员，连电影能不能拍，都被政治操控，令他无所适从。

他在北京碰见王晶几次，每次都鼓励王晶：“阿晶，这次你要加把劲，把钱都赚过来”，结果王晶又拍回向华胜年代的东西，但是果然翻身了。时代青睐喜欢钱的人，时代只容许你喜欢钱。

杜琪峯说：“他那人是那样嘛，原来他那办法行得通。但你要我回80年代，我真不想，《港囧》那种『打飞机戏』，我都忘了20多年了，现在再也看不下去。那我们就靠边站。靠边站不要紧，我继续想办法。李安做得到，说明还是我自己不够本事。我输在不熟悉大陆文化，可是我总觉得，那种不真诚，不是我对电影的追求。”

他把“银河映像”卖给海润影业的老板刘燕铭，心里明镜似的：“刘生从没有干涉我，只有帮我解决问题，你还要对人要求什么呢？至于几时烟花、几时坟墓，到时再说吧。”

时代在变，不仅是政治，还有人的审美。他说：“我们以前的电影世界与生活有关，你要从生活中找内容讲给他听。现在吸引观众去戏院看的电影，像《叶问》、『八爪鱼』（《美人鱼》）那些，完全和生活无关。现在的小朋友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。”

有了孤独感 读哲学书去

“活在这时代，不甘心就不要扮甘心”

2005年拍的《黑社会》令人印象深刻，至今仍为影迷津津乐道

从来不看书的杜琪峯，这几年开始看书。他有了孤独感，觉得自己讲什么都没人听懂，不如“看书增值一下自己”。他喜欢看政治、哲学、经济类的书，对文学书不感兴趣，看导演传记时会想：“这书只讲导演是怎样成功的，但他的办法我未必用得上。”

前两年，他甚至打算停工两年，去大学读书。

“你想去念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读哲学。”

“别呀，好多人念完哲学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。”

“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样，才想去读哲学。我想，我为什么要被既定的文化绑住我呢？也许读哲学能令我更加理解不同的文化。”

“那后来怎么没去？”

“个个都叫我别去读书，又说我不在，『银河映像』会撑不住。”

可以想象他身边的朋友们多么爱惜他，又多么自私地想要保住他们心中那个天真的、本土的杜琪峯。可是，我们为什么非要杜琪峯来做香港电影的“孝子贤孙”呢？

我问：“你这辈子会不会感觉很不自由？”

他说：“不是自由不自由，而是我一路随着时代去找自己，讲真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是时代告诉我，我是什么。”

“那你现在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吗？”

“还是不知道。”

他很确定的一件事，是自己还有热情，还有话想说，还有一个自己最想拍的故事没有拍，还没有拍出一部自己最喜欢的戏。如今他很喜欢一个人走路，从西贡走到观塘，从尖沙嘴走到旺角，从九龙城走到观塘。只要时间许可，他就不乘车。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无限地想。

他想明白了一点道理。他说：“做，做才是最重要。自古成功在尝试。一个冲击过来，就看你够不够硬净。活在这时代，不甘心就不要扮甘心，每场仗都要输得心甘命抵。我活着，因为我是我。”